在电台介绍这本书的时候，凯璇的心里感触复杂，说自己一辈子也不会请女佣，因为这是一种奴隶制的延伸。然而，我知道主观的感情并不能够说明真实的实际情况，跨国女佣这种社会现象有他极大的存在价值。
为什么需要女佣？
在华人传统思维中，三代同堂是一个理想的家园图腾，上有和蔼可亲的长辈，下有可爱伶俐的小辈，丈夫在外事业有成，妻子在内持家有道。从古至今，生儿育女，照顾家翁家婆就是女性被赋予的传统角色，但是这是一份“爱的劳动”（即无酬），把家事处理好是女性的天职【nature calling】，女人为家无私付出，才能得到认同。然而，经济无法独立，精神也就无法自由，如今女性的舞台已经扩大，但是要做到事业和家庭同时兼顾，谈何容易。新加坡有一个伊蚊广告就是这样拍的，利用职业女性的焦头烂额来警戒人——上班时要操心在医院的女儿，在医院探望女儿时要担心还没完成的计划书，不做好防蚊工作，受罪的人是谁？
看护，重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工作，除了时间的付出，还需要仔细观察处处细心，给予大量的耐心和自我情感上的忍耐力，耗费大量的精力和体力。而这是个实实在在的苦差事，因为过去的传统深植于人心，所以在缔结婚姻的那瞬间，家务劳动和照顾老小的义务从此绑在签下大名的女方身上，也不管上帝从没offer女人一天超过24小时的生命。
清洁工作乃至照顾老人和小孩，其实都是一门专业，但是过去的女性不必胸怀国家社稷，心抱大雁之志，女性的一生，就为修这一门家政课的专业。但是今天的女性，家政只能是他的extra-curriculum，当从自己的工作岗位回到家，她的疲劳并不比男性少多少。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谁可以借他一对双手和一颗饱满的心，让她得到喘息？
外籍女佣，让她们在良家妇女的父权规范和现代职业女性的夹缝中，另辟一条道路。
为什么跨国而来？
菲律宾从1975年马可斯政权开始，就已发现输出移工的种种好处：一来减轻人民失业的社会问题和国家负担，二来增加外汇和税务输入。国家实在太穷【也太腐败】，小家庭要维持生计极其艰难，使得国人忍着背景离家骨肉分离之痛，无论自己拥有什么经历、学历，全都放下，男性到中东国家从事建筑、女性到欧美澳和亚洲新富国家帮佣，远程遥控自家的事务。除了这种supply and demand, push and pull的经济交易，生长于贫穷落后国家的女性，也有自己的梦想，也渴望能摆脱自己在家中传统角色的桎梏，实现个人的经济独立，并且能够满足自己对外国文化的想象，原来世界是这个样子，他们要的，是一张通往更宽敞的生活空间的ticket，并不完全是经济原因，有时也是为了提升自己的生活品质。
为什么易受剥削和歧视？
对于接受移工的国家，它们的移工政策就显示了他们对于经济弱势国的态度。在政策上，移工具有逗留时限，而且不能够更换雇主，因为时间上的暂时性、空间上的固着性，移工，就是一个现代化的契约奴隶制，一个为了暂时的方便而临时搭建的帐篷，一件用完即丢不带感情的商品。因为身上欠了两地中介一身债，在这三年内他们不能和钱过不去必须遵从一切指示；因为她们不能换雇主，也就是连最后的“用脚投票”都无法做到，协商空间的局限注定了他们容易受剥削的命运。
然而我们对待这群苦命人又是什么心态呢？大家的第一感受，其实我们是不愿意歧视别人的，但是心里就是怪怪，觉得不舒服。这种心理，作者蓝佩嘉做了以下解释：全球化跨界的人际互动，非但无法打破人与人的隔阂与距离，反而加强了对于混杂的焦虑，划清界限的欲望。在混杂的公共空间中，人为了自身的安全感，倾向于划分“我们”与“他们”。
world without strangers是违反人正常心理的，人有“亲”、“疏”之分，如果中间没有一条线，亲疏全是一团浆糊，人的脑子大概就乱了。
但是对于外籍洋人我们称为expatriate对于移工我们称为foreign worker，这又是怎么一回事呢？这种贵贱之分，是因为身为殖民地国的我们,“复制了殖民之眼的凝视”（作者语），这种看人的眼光，是以其出身地国力、经济的弱势，连带认为该国人民品格低下生活习性恶劣，认为他们是偷窃、聚赌、淫乱、虚荣、甚至对别人老公虎视眈眈的罪恶之源。为了符合雇主的期待，女佣们在中介公司必须进行三个月“改造”，除了教导家务和看护，其实是要训练他们内化谦卑、服从、自我节制的下人性格，在外形上去女性化，穿上大号的上衣宽松的裤子，剪一头毫无时尚感的短发，让女雇主放下戒心接受这样一个“天生的下人”。雇主对于女佣的溢美之词，就是“很乖”、“很好用”、“很安分不会逃跑”，是一个不容易惹麻烦出差错的工具，没有人过问他的真实个性、生命经验、精神与情感。
每一个人其实都需要前后台，前台粉墨登场后台养精蓄锐。
而女佣，却是一个没有公私之分的职业，他们无法上班打卡下班回家，每时每刻都在“公”、“私”领域游走。
女佣的出现，也是一个本来私人的空间被打破，成了另一个雇佣公共关系的延伸。这使得，我们的女主人，也没有办法真的轻松起来。
蓝佩嘉说，“有人问我那你是不是站在女佣的那一边？对于一个有同理心的人，当然会支持资源缺乏明显弱势的那一群，但是我们也不要忘了，女雇主其实也是男权主义下的牺牲品，女人何苦为难女人，这不完全是她们的错，家庭社会结构机制出了问题，为什么男性角色总是隔岸观火，有一个男人曾说‘现在的女性比起以前真是幸福多了，她们现在都有女佣，不像以前那么辛苦。’但是说这话的人并没有想到，这个女人照顾的，不是他的亲爹娘，而是你这个男人的母亲啊。”
蓝佩嘉为了写《跨国灰姑娘》，采访了五十多位雇主，九十多位女佣（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），这些雇主和女佣的协商合作方式甚有趣，还尝试把它分类，有的女佣特别重视隐私，对于自己的工作抱敬业态度，但并不想尝试跨越家人和非家人之间的那条界线。她们不想倾听太多家里的事，做男女主人的夹心饼干，只想无风无浪的度过，安安稳稳的拿到钱。有的则透过大量的暗示和情感交流，有意无意透露自己的贫穷，希望能得到额外的礼物和其他回报。有的常把自己和女主人做比较，她们在女主人身上看到理想的女性形象，或者对于自己女主人的等等作为表示鄙视，认为她失职，如果自己来做，一定能做的更好。有的则通过照顾雇主的儿女或家属，得到精神上的满足，弥补自己无法对自己儿女尽母职的缺憾。有的女佣在雇主出门时看BBC、听古典音乐，或无意间体现自己的文化品味，赢得雇主的尊重。。。。。。
女主人呢？他们有的像家母一样，对女佣的朋友、个人私生活都要过问，对他的生活细节照顾备至，以便做一名称职的监督人。有的因为不谙英文，和女佣的交流有障碍，沟通上的挫败造成心理上的排斥。有的女主人认为自己对于女佣离乡背井骨肉分离要付部分责任，心理上的愧疚使她希望在生活上教导她新知，或者进行任何形式的补偿。有的则认为这样的情感负担实在太累，面对这个外人，他的心态是生意上的交换，为女佣排好日程表，每天按进度进行工作，做完就可休息。有的女雇主，持家多年社交圈子萎缩，最知心最亲近的朋友，就是它的女佣。。。。。。
那么，女佣，究竟是不是家庭的外人？这要看两方是如何看待。如果只有一方的一厢情愿，最后的结果就是付出感情的一方感到无比挫败。
女佣，这个在物理距离那么靠近心理距离却无比遥远的群体，需要更多人的关注。因为语言的隔阂、阶级的边缘化，使我们容易对他们造成误解。这本书是这样开始的，作者在美国西北大学念博士时，冬天拿着洗衣篮在大街上走准备去洗，路上遇上一个男人一个招呼也没，没头没尾劈头就说：“你有没有认识 的人可以照顾我妈？”，作者当下没反应过来，这男人就当作他听不懂英语，即扬长而去。等到作者会过意来，从疑惑即变成愤怒。只要我们曾经遭受过歧视的对待， 承受过那样的目光，就能反求诉己——不要成为压迫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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